【人物】王利明：学而利民 学以明德

受访者王利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、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席理事长，本文刊于4月24日《人民日报》。

4月的中国人民大学，春暖花开。在明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记者见到了被成堆书籍包围的王利明教授。他从中抽出一本送给记者：“这是我刚出版的英文版《中国合同法》，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市场经济法治的进步。”

如今已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、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王利明，每天仍笔耕不辍，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，这种治学和工作的节奏已经保持了数十年。

心怀法治梦想

40年前的1977年，在江汉平原的田野里，王利明到农村插队，起早贪黑挥汗荷锄。但与地里一块儿干农活的少年相比，他有所不同：无论走到哪里，怀里总揣着一本书，劳作之余，翻上几页。入夜了，别人早已睡下，而他却点燃油灯，打开了书本。正是在这一年秋天，被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，消息从北京传来，石破天惊，彻底改变了这位爱学习的少年的命运。

“改革开放，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件，也是改变每个中国人人生轨迹的大事件。那时，年轻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，都很珍惜，对一切充满好奇，对知识更是如饥似渴。”谈起40年前的经历，王利明感慨尤深。1981年，王利明获得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，1984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，1990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。

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，有着特别的家国情怀，王利明从学习研究民法开始，就有国家至上、民族至上、人民至上的信念，就怀着在中国实现法治的梦想。

1988年，王利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，在美国著名的财产法教授欧林·布劳德的指导下，专攻英美财产法和侵权行为法。他一边广泛学习，一边深入思考：美国作为超级大国，其法律制度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有哪些启示？

“研究越深越感到，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，必须走法治之路。搞法治，中国亟须大量法治人才。”王利明说。

1990年1月学习期满后，王利明谢绝了美国朋友的挽留，按期回国。回国前，他利用积攒的生活费买了3箱英文书籍，回国后，他把这些珍贵书籍全部送给人民大学法律系资料室。

艰苦玉汝于成

王利明求学访学的时期，刚好经历了我国从恢复民主法制建设到提出依法治国方略的时代。

1984年，适逢我国酝酿、起草《民法通则》，其主要起草者就是王利明的博士生导师佟柔教授。王利明协助导师就《民法通则》中涉及的问题作了大量研究，开始形成自己对民法体系及各项制度的看法和认识。

“我很怀念佟柔教授，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，初心不改，始终胸怀大局、心有大我的人生境界。”王利明说。

历史给了王利明这一代知识分子跑马拓荒的机遇，也给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筚路蓝缕的艰辛。

女儿刚出生时，王利明承担着两个班的教学工作。每天早晨，他5点钟起床，挤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往学校。现在，王利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作息习惯，每天早晨不到7点就到办公室了。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他完成了著名的《民法新论》和《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》，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法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。

“中国知识分子有在艰苦环境中玉汝于成的精神。相比上个世纪为新中国革命、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，拥有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，正赶上国家跨越发展的机遇。大家都很拼，都想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作一点贡献，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家国情怀。”王利明说。

1998年8月，当王利明受教育部的委派，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、进修时，距他第一次访美已过去10年。此时，中国已经成为经济高速发展、法治长足进步的国家，而王利明也不再是10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，他已成为国内法学界享有盛名的法学专家了。

报国襄助立法

1998年，王利明出版了他的新书《物权法论》，把长期以来对物权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总结，并为此后的物权法立法奠定理论基础。也是从这一年起，王利明连续当选第九届、十届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并在全国人大财经委、法律委担任委员。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15年，正是我国法治建设突飞猛进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形成的时期。

这期间，王利明参与了合同法、物权法、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起草。为起草好这些在民法领域起“四梁八柱”作用的重要法律，他带领团队提出专家建议稿，为立法机关提供重要参考。他还三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法制讲座，表达自己的见解。

“襄助立法，是每一个法学学者的责任和使命。能用毕生所学报效国家，是人生幸事。”王利明说。

2002年起，《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文库》陆续付梓，至今已出版十三卷，四次获得中国人文社科最高奖——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奖一等奖。他撰写的《民法总则研究》荣获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，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，为民法总则的制定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。他为人格权立法鼓与呼，力图改变传统民法历来沿袭的“重物轻人”的传统，构建新的民法体系。

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等行政职务后，王利明又致力于现代大学教育，“全面依法治国，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现代法治人才。实现中国梦，需要一大批学而利民、学以明德的知识分子。”如今，王利明的学生遍布学界和实务界。每当学生取得成绩时，他都由衷感到欣慰。“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为实现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，知识分子要一代接着一代干。”王利明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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